以西门子等中国“老朋友”企业向温家宝总理抱怨为标志，外资对于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满到达顶点。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是国际贸易的获利者，实行重商主义对中国不利。事实上，中国在核心的金融领域，对外资较为宽松。
随着今年6月国泰基金30%的股权花落意大利忠利集团，目前我国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数目已达到34家，合资基金公司数量超越中资公司。
国内评级机构同样如此。中国评级市场具有信用评级资格的机构共5家，有4家已被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巨头以参股或签署技术服务协议的方式，中国采用的是类似于日本的道路，表面上是本国机构评级，实级上神经中枢在三大评级机构。
除了评级机构外，会计师事务所外资一度占据大半壁江山。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统计，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的业务总收入2002年为16.9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38.32％；2005年占49.46%。“四大”已几乎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市场份额还是小事，会计领域的规则制订权拱手送人。
从1993年开始，德勤作为项目顾问参与财政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财政部推进此发展方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以此“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自1995年起，毕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萧伟强就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安永的中国区合伙人邱家赐担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
更不必提中国金融机构上市引入境外战略与财务投资者，收获的动辄5倍以上的收益。而一些地方政府希望外资接盘本地国企，将本地企业的所有烂帐一笔勾销。
中国在核心的金融领域开放领域如此之大，为何双方互不满意？外资企业感觉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糟糕，而中国感觉外资不能知恩图报？
中国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希望西方的管理与技术随之而来，希望外资在获利的同时对于管理与核心技术倾囊相授。但现实并不如意，到目前为止，外国投资者主要以转移低端技术、依靠取廉价劳动力、税收优惠以及进入蓬勃发展市场等好处，获得收益。这才有了今年7月温家宝总理在西安考察时所感慨的，“要永远记着，高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靠我们自己”。
依靠外资获得技术与制度，是因为对内生的市场资源缺乏自信。所有的金融机构在为外资获利辩解时，引用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从外资得到了管理与技术。但这一理由被推翻，招商银行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他们拒绝与花旗发行联名卡的诱惑，拒绝合资的诱惑，转而引进了一支来自台湾的专业顾问团队，前提是不能有股份转让。十三个月后，中国第一张“一卡双币、全球通行”的信用卡问世，至今招商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在中国银行业名列前茅。预计八年才能盈利的项目，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盈利。招商银行还引入了麦肯锡等国际机构的脑力，规划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果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在公平的规则下发展，如果信任民间内生的市场力量，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不仅已经解决，金融机构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大多被割断，道德风险自然大大下降，不会出现坏帐由纳税人承担、主要收益由大股东获得的咄咄怪事。
外资在中国地位的下降是抱怨的原因之一。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资金与出口使中国给予超国民待遇，中国改革三十年后，资金匮乏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经济发展质量成为瓶颈，对于外资的选择、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提上议事日程。
外资享受国民待遇，意味着外资享受的是民企的待遇，而不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待遇。除了地方政策外，从中央政策层面上，外资所享受的税收
优惠政策日益削弱，与此同时，与国民待遇而来的公平规则，意味着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市场割据、税费不公、管理费用高等难题，也将成为横亘在外资企业面前的鸿沟。外资的抱怨包含着对于市场割裂、管理成本高昂等恶劣市场环境的指责。
外资的抱怨意味着中国发展方向的转折，代表着中国内需经济制度障碍，而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程度不够。事实上，外资所享受的待遇，对于多数民营企业而言，还是难以企及。
